第六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气象灾害

旱灾

灾情 旱灾是县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。据1921~1980年的气象资料表明,60年中出现旱月237个,平均每年4个月。其中重旱月110个,平均每年1.8个月。年旱月最多有8个,其中最重的有4个旱月。重旱月有7个月的年份。12月出现的旱月频率高达53%(重旱月出现的最大频率为37%),5月频率最小,为20%。

干旱一般表现在四季之交。连旱一百日的大旱计有19次,频率为32%。秋冬连旱为多,频率为10%;其次是春夏和秋冬连旱。1924年11月~1925年3月,春夏连旱长达5个月。此后,在1925年9~12月,出现秋冬连旱4个月。1955年1~5月也出现为时5个月的冬春连旱,该年1~5月降水仅为28毫米,是常年的19.7%。

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(公元前314),大旱、渭涸3日。

西汉高祖二年(公元前205),关中大旱饥,人相食。汉王令民往汉中、巴蜀就食。

西汉前元三年(公元前177)秋,天下大旱。

西汉本始三年(公元前71)夏,五月大旱。

东汉建武二年(公元26),九月大旱,民相食。

东汉建武五年(以元29),四月旱、蝗,麦伤损,秋未种。

东汉永元元年(公元89),少雨,麦根枯焦,牛死甚多。

东汉熹平四年(公元175)六月,三辅旱、蝗。

东汉兴平元年(公元194),大旱,谷1斛50万,豆麦一斛20万,人相食啖,白骨委积。

西晋泰始七年(公元271)五月,旱,饥。

西晋太康九年(公元288),夏旱,伤麦。

西晋元康元年(公元291)七月,大旱,米斛万钱。

西晋元康七年(公元297)七月,大旱,米斛万钱。

前赵光初七年(公元324),大旱,自正月至四月。

前秦永兴二年(公元358),大旱。

北魏太安五年(公元459),旱灾,年谷不收。

西魏大统二年(公元536),大旱,饥,人相食,死者十之七八。

隋开皇二年(公元582),旱。

隋开皇十四年(公元594)七月,大旱,人饥,文帝率户口就食于洛阳。

隋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),天下大旱。

唐永徽元年(公元650),大旱。

唐咸亨元年(公元670)七月,旱。

唐永淳元年(公元682),春,旱,日色如赭。

唐垂拱三年(公元687),四月旱,去冬无雪,全国大饥。

唐神龙二年(公元706),冬不雨,至于第二年五月。

唐景龙三年(公元709),关中旱荒,米价1斗涨至100钱,耕牛死亡十之八九。

唐开元元年(公元713),自去秋至当年二月不雨,人多饥乏。

唐开元十九年(公元731),五月旱。

唐开元二十一年(公元733),京畿灾荒严重,太仓出米200石赈济。

唐天宝十二年(公元753),水旱相继,大饥。

唐天宝十三年(公元754),水旱相继,大饥。

唐宝应元年(公元762),旱蝗疾疫,死者相枕于路,人相食。

唐永泰元年(公元765),春大旱,米贵,斛至万钱。

唐大历八年(公元773),大旱。

唐大历九年(公元774),六月旱。

唐贞元六年(公元790),春,大旱,无麦苗。夏大旱,井皆无水,人渴。

唐元和六年(公元811),秋旱损稼,农业无收。

唐太和九年(公元835),旱。

唐开成二年(公元837),旱。

北宋开宝八年(公元975),饥,旱甚。

北宋淳化元年(公元990),旱,正月至四月不雨。

北宋淳化二年(公元991),旱。

北宋大中祥符四年(1011),五月旱。

北宋天圣五年(1027),十一月旱,蝗。

金皇统二年(1142),十二月不雨,五谷焦枯,泾、渭、灞皆竭,时民以饥离散,壮者为北人所买,城邑遂空。

蒙古至元三年(1266),冬十月旱。

蒙古至元五年(1268),十二月大旱。

元至元九年(1272),旱。

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),三月旱。

元天历二年(1329),大旱,人相食。

明洪武十七年(1384),九月旱,伤稼。

明宣德二年(1427),自四月至七月不雨,田谷枯槁。

明宣德三年(1428),自正月至五月不雨,豆麦旱伤。

明正统二年(1437),连年干旱,谷麦不收,人民饥馁。

明正统九年( 1444),旱象极重,人民缺食,流徙死亡,道路相挤,甚至将男女鬻卖,以给日用。

明天顺五年(1461),去冬无雪,春又无雨,谷麦不收。

明成化九年(1473),去冬至春久旱。

明成化二十二年(1486),七月不雨,斗米万钱,死亡载道。

明嘉靖七年(1528),大饥。

明嘉靖十年(1531),闰六月,大旱。

明嘉靖四十一年( 1562),大旱。

明万历六年(1578),年饥。

明万历八年(1580),年荒。

明万历十年(1582),大旱饥,人相食。

明万历十四年(1586),大饥荒。

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自去年六月不雨至当年,众口嗷嗷,民不聊生,草木既尽,剥及树皮,夜窃成群,兼以昼劫,道殣相望,村空无烟。

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夏、秋大旱。

明崇祯四年(1631),旱。

明崇祯六年(1633),旱饥,饿殍遍野。

明崇祯十三年(1640),七月尚未种谷,人以荞杆榆皮为食。

明崇祯十四年(1641),大旱,人相食,草木皆尽。

清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秋旱。

清康熙二十九年(1690),旱,秋无收。

清康熙三十一年(1692),大旱。

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旱。

清康熙四十年(1701),旱。

清康熙六十年(1721),去秋大旱,民饥。至春、夏旱至,无麦,斗米5钱,逃徙无算。

清雍正十年(1732),秋旱,庄稼歉收。

清乾隆二年(1737),秋禾遭旱四十余日。

清乾隆十二年(1747),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,中旬曾下数次,止可湿土。穷口嗷嗷,三、四日不饱,有提携妻女,牵带牲口出走者,有饥寒交迫、乞食无门、死为饿殍者。至一堡之内,空无居人。

清乾隆十三年(1748),入秋缺雨,塬地早庄稼全部枯槁,晚秋黄萎,收获二、三、四分不等。

清乾隆十五年(1750),高原地亩晚种之谷糜等项,得雨稍迟,颗粒不能饱满,收成仅及五分,亦有不及五分者。

清乾隆十七年(1752),秋禾遇旱成灾。

清乾隆二十七年(1762),自七月至八月始终未得透雨。

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三、四月间雨泽愆期,境内凡系高原瘠薄及无水灌溉之地,收成仅三、四分者。

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夏秋遭旱较重,收成歉薄。

清嘉庆六年(1801),重旱,各色秋禾收成五分。

清嘉庆十年(1805),遇旱。

清嘉庆十四年( 1809),夏间遇旱较重,民力拮据。

清嘉庆十五年(1810),雨泽愆期,收成歉薄。

清嘉庆十八年(1813),夏雨稀少,收成歉薄。

清道光九年( 1829),正、二月暨三月十五日以前雨泽愆期。

清道光十六年(1836),旱灾。

清道光二十六年(1846),夏秋遇旱,收成屡歉,冬来少雪,麦谷又未种齐。

清光绪三年(1877),自七月不雨,至第二年六月,冬无宿麦,春、夏赤地百里,斗米二千有奇,疫毙男妇三千余人。

清光绪七年(1881),夏大旱,自五月不雨至于闰七月。

清光绪二十六年( 1900),春雨愆期,入夏旱象尤甚。入秋仍鲜雨泽,秋禾多未播种。

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去冬至春,雨泽缺少,谷麦多未播种,间有近水种栽之处,率皆干旱枯萎。

民国四年(1915),旱,夏收全无,秋田颗粒未登,灾情之大,全省皆然,致流亡载道,卖妻鬻子,层见累出。

民国六年(1917),春季缺雨,旱象严重。

民国九年( 1920),春季雨泽稀少,以致麦收异常歉薄,入夏以来,数月不雨,谷豆棉花尽为枯槁。

民国十年(1921),复遭旱魃,灾情惨酷。

民国十七年( 1928),大旱8个月(4个重旱月),秋田无收,谷麦失种,人心慌恐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),大旱,麦无收,春夏间又出现5个重旱月,糜谷未安上,秋收仅有少量小日月绿豆之类。十二月大雪6场,天气奇寒,冰层与积雪交织约厚3尺,渭河冰封,车马行人履冰而过,井水竟结成冰。民传耿镇东滩,有农妇晨出打水,滑入井中,幸坐冰上免于溺死。 衣食无着,饥寒交迫,哀鸿遍野,饿殍载道,死亡日甚。

民国十九年(1930),大旱仍在持续。民以糠麸、油渣、树皮、草根充饥,以延残生。流亡9075人,饿毙6344人,绝户234户。

民国二十年(1931),九月不雨至第二年二月,麦苗全枯,国民流亡。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),六月不雨,麦苗俱枯,秋禾未种。

民国三十三年(1944),入夏以来,从未降雨,狂风为害,麦苗枯萎,遭灾183283亩。

民国三十四年(1945),春,旱魔为虐,狂风不止,麦苗枯萎,棉难播种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5年1~5月,出现为时5个月的冬春连旱。

1961年12月~1962年6月,干旱严重。

1966年11月~1967年1月,连续73天无降水。

1977年6月,降水为12.4毫米,旱象严重。

1978年6月,降水为15.5毫米,旱象严重。

1979年10月~1980年5月,一直雨雪稀少,造成小麦生长慢,盘根分蘖差,独根苗多,并造成严重缺苗、弱苗、死苗。

1985年,春旱、夏旱严重。3~5月降雨72.6毫米,6~8月降雨89.2毫米。

1986年,夏旱严重。6~8月降雨152.5毫米。

1987年,秋旱严重。9~10月降雨78.5毫米。

防旱抗旱 主要措施:大力修建和扩建引水灌溉工程。至1989年,已形成较完善的灌溉系统:有灌溉渠135条,全长366.6公里;抽水站10处,年抽水量595万立方米;灌溉井3166眼,配套2998眼。总有效灌溉面积29.3万亩,占全县耕地面积的99.3%,已基本根除了旱灾的威胁。

实施园田林网建设。新中国成立后,发动和组织群众,坚持四旁植树造林,调节气候,保持生态资源平衡。

组织群众抗旱保收。根据干旱出现的规律,县、乡两级人民政府在干旱临近之时,作好动员安排,在干旱到来时全力以赴,组织干部群众及时浇水灌田,确保丰产丰收。

涝灾

灾情 历史上,本县有洪涝和沥涝。洪涝为泾渭之洪水为患,沥涝为阴雨过盛成灾。泾渭河上游连降大到暴雨,引起河水暴涨,造成沿岸地区遭受河洪冲击受灾。沥涝是较常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。据气象部门统计,1955~1980年的26年中,3~10月共出现连阴雨104次,平均每年4次,连阴雨出现次数最多的为7月和10月,频率为73%。一年内发生涝月最多达6个月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)泾惠渠建成后,大水漫灌,地下水位上升,由于排水设施未能配套,沥涝灾害最为严重。

西汉始元元年(公元前86),七月大雨至于十月,渭桥绝。

西汉建始三年(公元前30),大雨四十余日。

新莽地皇元年(公元20),九月大雨六十余日。

前赵党初六年(公元323),大雨霖。

北魏和平元年(公元460)八月,大水。

北魏太和六年(公元482)七月,大水。

北魏太和八年(公元484)四月,暴雨。

唐武德元年(公元618),秋雨。

唐武德六年(公元623),秋久雨。

唐武德七年(公元624)八月,霖潦,饷道绝。

唐永淳元年(公元682)六月,雨,麦涝损。

唐开元十六年(公元728)九月,久雨害稼。

唐开元二十一年(公元733),久雨害稼。

唐开元二十二年(公元734),秋水害稼。

唐天宝十三年(公元754),秋大霖雨害稼,六旬不止。

唐广德元年(公元763)九月,大雨,平地数尺。

唐大历十二年(公元777)秋,大雨水害稼。

唐元和八年(公元813)六月,渭水暴涨,毁三渭桥,南北绝济者一月。百源皆发,河水不循故道。

唐会昌三年(公元843)九月,以雨减秋税。

唐咸通九年(公元868)六月,久雨。

唐广明元年(公元880)八月,大霖雨。

宋太平兴国七年(公元982)三月,渭水涨,坏浮梁,溺死五十四人。

元泰定元年(1324)六月,大雨,渭水及黑水河泛滥,损民庐舍。

元泰定二年(1325)六月,暴雨伤稼。

元元统元年(1333)六月,泾水溢,水灾。

明正统元年(1436),闰六月骤雨,伤庄稼。

明天顺四年(1460),雨水连绵,秋成失望,人民缺食。

明正德元年(1506)六月,河溢,漂没居民。

明正德四年(1509)秋,水灾。

明嘉靖十一年(1532)夏,渭大水,淹没民田庐舍。

明嘉靖十三年(1534)五月,大水,淹没泾、渭两岸居民畜产无数。

明万历四十一年(1613)七月,泾水暴涨,高数十丈,漂没居民商贾无算。

明崇祯元年(1628)八月,久雨。

清顺治五年(1648),大雨40日。

清康熙元年(1662),五月大雨,平地水深数尺。八月霖雨,持续四十余日。诸水泛溢,渭水冲崩南岸数屯,绝渡半月。

清康熙十九年(1680),秋大雨四十余日,渭水冲崩北岸数屯。

清康熙三十三年(1694)夏,大雨。

清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八月,阴雨四十余日,渭水溢,冲没民田。

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)夏,阴雨四十余日,麦穗生芽四寸许。

清道光二十九年(1849),霪雨。

清同治七年(1868),霪雨。

清同治十一年(1872)秋八月,阴雨60日。

清光绪三年(1877)夏六月,大雨如注,平地水深3尺,田苗尽没,当年无秋禾,大饥、饿毙男妇三千余人。

清光绪七年(1881)五月十七日,大雨如注,泾、渭、灞河水涨,沿河一带所种棉花、秋禾多被淹没。

清光绪十五年(1889),南乡东滩滨临渭河之处,被水冲刷。

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水灾。

清光绪三十二年( 1906),泾、渭二河同涨,县贾家等四村崩没民粮地1顷92亩。陈家滩等3村崩没更军各地4顷45亩。班家、草店二村淹没更粮四等地5顷57亩。

清宣统三年(1911),夏秋,泾河水暴涨,县南有淹没人畜等事。

民国十三年(1924),霖雨为灾,洪水泛滥,农民田庐淹没,自顾不暇。

民国二十二年(1933)七月二十日晚,恶风暴雨,第二日始止,东北乡一带水势汪洋,房屋田苗冲毁殆尽。

民国二十六年(1937)七月十二日晚,渭水暴涨,地亩冲崩被害奇重。

民国二十七年(1938),秋,阴雨连绵,渭河暴溢,灞水决堤,洪水弥漫。水流、新合以北地区,一片汪洋,天水相连。勇左乡(今耿镇)陷于洪水包围之中,除北边的黄家店、胡家庄、南边的周家庄、苏家堡及东边的虎家庄、半个城等19个村庄水势较轻外,其余24个村庄灾情严重,水深约三尺左右。人畜无法通行,群众急于抢救人命和财物,便采用可以漂浮的木器如木

、箱子、板柜等作运输工具,向安全地带转移老、妇、幼和衣物、粮食,幸未伤亡一人,但物资损失十不存一。一月后,水才退净,几百户人家房舍荡然,无家可归,秋田冲淹一光,麦子不能下种,一片惨状,令人惊心怵目。共淹没654户,耕地55顷27亩2分;冲崩76户的耕地3顷47亩6分。国民党政府于次年12月,才批准豁免灾户下期3成田赋款。

1949年9月3日起,阴雨月余。通远乡张山、仁村、小户李、齐马、邱店、何村、南北孙家、关市、香王、灰堆坡一带积水五寸至三尺不等。群众倒房6670间,倒墙9565面,塌土窑57孔。荞麦灌花,迟玉米半粒,棉花霉坏,麦子不能适时播种。渭河涨水崩伤3人,塌死2人,死伤牲口5头,损坏农具640件,灶具201件,冲走麦子756公斤,棉花20公斤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3年,全县5个区中1、4、5区由于历年大水漫灌,地下水位上升,良田起硝泛碱,庄稼减产为甚,缺粮者1824户,占全县总户数的10.3%。中王区出现卖牲口、农具和炒食棉籽情况。

1954年8月,突降大雨,泾渭河暴涨,4个区、10个乡、52个村受灾,面积7121.4亩,其中1633.78亩减产,5487.62亩全无收成,沿河两岸土地、房屋、财产亦有损失。

1956年5~7月份,天雨连绵,夏收期间仍不见晴,6月降水量高达234.2毫米。因霪雨为害,使收割和生长的小麦普遍发芽变质,损失夏粮2亿公斤左右。中王、湾子两乡淹秋田516.6亩,倒房75户191间。联富社因河水上涨,淹没农田413.7亩,崩入河中土地361.77亩。

1957年7月,阴雨连绵,当月降水282.3毫米,地下水位上升,平地明水尺余。县城被从西北方向汇集的积水包围,交通被阻,一片汪洋。

1958年8月,渭河暴涨,沿河地区农田被淹。

1961年夏,风雹。秋,阴雨,全县秋田268609亩中,受灾面积为102354亩,占40%,通远、湾子两乡因积水倒房15间。8月2日,马家湾乡因河涨水,崩毁泾渭堡秋棉田581亩,河滩垦地秋田983亩,损失约30390元。水逼泾渭 堡丈余,危及全村98户群众安全。

1964年5月,阴雨连绵,渍水上升成灾,全县倒房303户768间。其中53户房屋全部倒塌,倒仓库12座,饲养室16个,校舍4所,塌伤社员5人,死亡5人。农田积明水6180亩。其中淹麦田3020亩,棉田3160亩。

1966年7月27日10时,泾、渭河暴涨,最大流量9000立方米/秒。沿河姬家、崇皇、榆楚、耿镇、张卜公社11个生产大队受损,淹没棉田580亩,玉米田600亩。

1973年8月13日,泾河暴涨,最大流量6000立方米/秒,渭、灞水量亦有增加。沿河姬家、马家湾、榆楚、张卜、耿镇公社受灾,冲毁淹没棉、秋田等作物8634亩,损失粮50万公斤左右,皮棉1万余公斤,红苕334.8万公斤。

1977年7月6日23时至7日10时,泾渭河同时上涨,最大流量为8200立方米/秒。淹没农田22343亩,其中毁玉米3366亩,棉花382亩,豆类5776亩,红苕2894亩,水稻164亩,瓜类3766亩,麻类674亩,药材(桐蒺苈)2080亩,洋芋50亩,菜地59亩,花生13亩,树苗261.3亩,苜蓿473亩,苇子园33亩。淹民房110间,冲塌集体用房36间,冲走粮食3750公斤,化肥1800公斤,水泥750公斤,冲走猪59头,生产工具43件,毁船一只,淹没船张、井王、南郭、杨官寨、陈家滩等大队农场和科研站8处,估计损失300多万元。

1981年8、9月间,秋雨连绵,降水量高达392.4毫米,平地明水深积。18133亩棉田减产在3成以上,其中16002亩基本无收,损失棉花216.95万公斤;93829亩秋田,减产在5成以上,其中无收成的30081亩,损失秋粮2522.15万公斤;全县倒房11192间,围墙128451面,造成658户群众无房居住。150所中小学的668个教学班因危房而停课;5家县办工厂因倒房损坏设备而停产。死亡4人,伤16人,死大家畜14头,其它禽、畜死亡无计。马家湾公社梁村塬大队的1、2、3小队,因渭河猛涨冲刷,群众门前街道长1668米,宽60多米崩于河中 。境内泾、渭河堤决口31处,毁堤669米。估计农业、工业、交通、建筑和工程设备损失1946.9万元。

1983年9、10月,相继出现两次较大降雨过程,降水量达303.7毫米,特别是10月3日到6日的4天时间降雨量竟达107.1毫米。全县28.4万亩棉秋田普遍受灾,其中10.2万亩棉花伏桃基本霉烂,18.2万亩秋粮霉烂生芽。地面积明水达6.67万亩。倒民房4616间,危房4970间,塌死1人,大牲畜1头,毁灌溉渠4.7公里,毁机井78眼、毁桥等建筑物34座、通讯线路2.3公里。梁村塬渭河险工段四、五、六、十六号护岸坝下陷1~2米。

1984年9月10日,县内普降大雨,雨量为406.4毫米,超常年两成,积明水面积3.5万亩,倒房4600余间。

1987年5月,遭狂风暴雨袭击,收割期又遇连阴雨,降水量达82毫米,比正常年份多34毫米。全倒伏小麦48225亩,半倒伏1396亩,麦粒脱落损失22万公斤,出芽损失63.36万公斤,霉变损失18.18万公斤。7月,马家湾乡、鹿苑镇又遭暴风雨,1.94万余亩秋田被刮倒,0.23万余亩瓜果、蔬菜等经济作物全部受损,中断高、低压电线15公里,冲毁乡干路6处,干渠26处,损失直径40公分以上的大树400余棵,群众住房72间( 孔)。

1988年5月,4万亩小麦遭暴风雨袭击而倒伏,造成全县夏田24万亩小麦减产1.9万吨。夏播时,又遇干旱,全县19万亩秋田推迟播期,另外4万余亩,缺苗断条。

7月19日,鹿苑、张卜、耿镇、药惠等乡(镇)遇罕见暴风雨,历时53分钟,风速9.3米/秒,降水量65.9毫米,致使10万亩秋田受灾,玉米严重倒伏,瓜菜、花生遭水淹,刮倒电杆14根,刮坏大树6千余株,塌民房38间,倒围墙7千余米,有6百余户住房灌水,2.5万多公斤小麦被水淹,死亡蛋鸡2千余只,直接经济损失达15万元。

8月9日,泾渭河同时涨水,泾河最大流量2190立方米/秒, 渭河最大流量1480立方米/秒,马家湾、崇皇、榆楚、张卜各乡沿河一带,农作物被水淹,成灾4952亩,经济损失13.6万元,另外水毁防洪堤垛9处。

防涝抗涝 主要措施:修建排涝工程,开挖排水渠道。新中国成立后,共开挖排水干沟7条,长51.6公里;支沟17条,长87.3公里;毛沟70条,长61.8公里,各种排水建筑物506座,基本达到涝不成灾。

修建堤坝,控制河患。新中国成立后,于1965年开始分期施工,修建重点护岸工程7处,防护堤2条,各种坝垛119座,总护岸长23.69公里,可防御50年一遇的10800立方米/秒流量的洪水,保护两岸4万余亩耕地和6乡3.2万村民的生命安全。

政府重视,群众支援。县成立防汛抗涝救灾指挥部,及时预报灾情,组织群众抢险。1981年8月22日,在耿镇渭河防护提多处决口的危急情况下,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府7名领导人,亲临现场,率领2600多名民兵冒雨抢险。尤其灾后在支援梁村塬人民重建家园中,全县城乡机关单位和灾情较轻的社队,发扬共产主义精神,捐助17卡车各类救济物资和8480 元现金,使当地乃至全县干部群众受到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,大大振奋了抗灾自救的信心。

雹灾

灾情 本县4月到9月为降雹期。根据近年来的资料,平均2~3年局部出现一次,最多年可出现两次(局部),以夏季出现次数为多。

侵袭本县的雹云移行路径一般是自北而南。根据其活动影响趋向,又可分为东、中、西三路。东路雹云主体路径和影响地区偏东,主要威胁县东北部边境地带。雹云自县东北方向西发展。使县境内东、中部较大范围地区遭受冰雹袭击。中路雹云主体自北向南,从县中部穿越而过。西路雹云行径偏西,影响范围主要涉及县边沿地区。降雹时,一般是大风暴雨交作。雹经沿途,农作物、树木、人畜,甚至房舍等,均受其害。

清光绪六年(1880)六月二十四日,东乡崖王村至渭河南西滩,全长10余里,宽2.75里地区遭雹灾。

清光绪十九年(1893)六月二十四日,雹灾。

民国二十二年(1933)五月,冰雹。

民国三十六年(1947),由夏至秋,暴雨冰雹时降,夏秋歉收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5年8月1日14时,4区新庄乡一带,突遭暴风雨和冰雹袭击。雹大如核桃,一小时之内连袭3次。崔家塬、店子王、陈家滩和新庄村的棉叶被打落,棉桃被打坏,刮倒大树十余株,受灾面积为宽1000米,长1500米。

1959年8月15日19时30分至22时,暴风雨加带冰雹三次袭击崇皇管区,雹大如豆粒、核桃。棉桃被打落,严重田块损棉桃达34.36%;玉米叶被打烂,不能生长者占5~10%。受灾棉田7053亩,玉米田5568亩。

1962年6月27日19时,药惠、城关、张卜公社一带突降冰雹,持续15分钟。雹大如核桃,小如玉米粒,个别大如鸡蛋。棉花头、叶被打掉,秋庄稼叶子被打烂,成灾秋田2900亩,棉花1.37万亩。

1963年6月27日下午,暴风雨夹带冰雹,袭击姬家公社,断续3次,约一小时之久。雹大如核桃、小如豌豆,严重地块作物枝叶全被打掉,其余烂叶断头。受灾棉田1.49万亩,玉米3011亩。8月12日20时,暴风雨夹带冰雹又袭击药惠公社的药惠队、裴家南北队、中王队、中王东西队、麦张1、2、3队和梁家队。雹大如核桃、枣。棉叶被打掉,株落桃1~2个;玉米叶被打成絮状,株杆受损。受灾棉田1876亩,重灾650亩;玉米1300亩,重灾580亩。

1965年5月18日,突降冰雹,持续7~8分钟。雹大如枣。药惠公社10个生产队、通远公社的仁村大队部分麦穗被打断,棉花打成光杆,受灾麦田3000亩、棉田4000亩。估计减产2~5成。

1966年6月15日15时,雷雨交作,来势迅猛,并夹带银杏、豆粒大的冰雹,持续10~12分钟。耿镇、通远、榆楚、崇皇、马家湾5个公社的23个大队、156个生产队成重灾区。计受灾面积为4.7万亩,其中玉米、棉花无主心,无叶的在6000亩以上。

1974年7月12日17时33分至35分,耿镇地区的耿镇、苏家、王家滩3个大队降雹。大的如小枣,玉米叶被打烂,棉花蕾铃被打落。受灾面积3400亩,其中较重面积1535亩。

1977年9月20日14时15分到25分、15时15分至30分,湾子地区的生王、大夫雷、岳华3个大队和姬家公社的罗家、肖家、东城坊、姜李4个大队降雹。一般为指头蛋大,最大如核桃。地面积雹达3厘米左右,到22时才融化完。受灾面积2100亩,较重的1200亩。

1980年4月20日16时30分和21时30分左右,突降冰雹。县城以南大如玉米粒,县城以北如白豆和红豆大,耿镇最大如花生仁。除马家湾公社外,全县均有出现。

1982年7月3日16时降雹。大如小枣、小如玉米粒,个别大如鸡蛋。全县9个公社601个生产队受灾,受灾面积约8万7981亩。通远、崇皇、榆楚公社个别地方雹情较重,轻的棉花、玉米叶被打烂,重的全部枝叶被打掉。

1984年8月21日16时20分,暴风雨大作。16时30分,雨中夹雹。半小时后,大风至十里村处形成旋涡。张卜、鹿苑、耿镇、榆楚、药惠5个乡镇降雹。一般如黄豆粒,最大直径为14毫米,雹大风狂,计15分钟。受灾玉米3.4万亩、棉花0.4万亩。玉米叶被打成絮条,棉桃碎落,蔬果落地,刚灌过水的玉米全部倒伏,其惨状目不忍睹。9月13日17时10分,雹雨伴7级大风,再次袭击张卜、鹿苑、通远等8个乡镇,49个行政村,受灾面积为115984亩。其中严重受灾玉米3.29万亩,棉花0. 92万亩,雹块密集,最大如鸡蛋。冰雹所到之处,树叶破烂脱落;玉米叶如丝绺;棉花叶落满地,棉桃每株平均打掉2~3个;蔬菜叶烂果落,裂入泥中。群众房舍亦有损坏。

1987年9月,药惠、湾子两乡遭冰雹袭击。大雹如核桃,小雹如玉米粒,受灾面积1.1万亩。其中玉米0.5万亩,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0.6万亩,估损秋粮86万公斤,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。

1989年5月23日下午6时15分至46分,崇皇、姬家、湾子等8个乡镇的327个村民小组遭受多年来罕见的风雨冰雹灾害。风力6.0米/秒,雹大如黄豆、弹球,持续15分钟。造成10.49万亩麦田受灾,早熟麦田20%的籽粒脱落,晚熟麦田5%的麦穗折坏,2.5万多亩麦田严重倒伏,造成减产,估损小麦350万公斤,折合人民币14万元。

防雹抗雹 主要措施:火炮轰击,减缓灾情。历史上,当地群众在雹云头来临时,利用火炮轰击,以提高云中气温,缓散冰块之间的凝聚力,使其化大为小,或迫使其改变形状和方向。

组织群众抗灾救灾。新中国成立后,县政府组织广大干部、职工、学生协助群众实施抗灾救灾。如农作物正值苗期,损苗严重,则组织群众补苗;如正值生长期,枝叶破损,则追肥灌水,使其恢复生长;如成毁灭性灾害,则组织群众改种小日月庄稼,并视其情况减免公购粮和农业税。

冷冻

灾情 本县初霜日多在10月30日,终霜日多在3月30日。4月中旬后期的霜冻对农作物的危害较大。冬日酷冷,大雪亦可对农作物造成重大威胁。

秦王政九年(公元前238),夏四月大寒,民有冻死者。

西汉元鼎二年(公元前115),冬大寒,雪深五尺,民多冻死。

西汉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),冬大寒,雪深五尺,野鸟兽皆死,牛马卷缩如猥,人冻死者十有二、三。

北魏太和三年(公元479)七月,大霜,禾豆尽死。

北魏太和九年(公元485)四月,降霜。

北魏景明四年(公元503)三月,严霜杀桑麦。

北宋淳化三年(公元992)九月,大雪杀苗稼。

金正大五年( 1228)冬十二月,大寒。

元至元二十七年( 1290)五月,严霜杀稼。

元至正二十八年(1368)四月,降霜。

明景泰六年(1455)四月,雪霜。

明成化九年(1473)冬,冰厚五尺,民冻馁。

明崇祯元年(1628)八月,霜杀稼。

清康熙元年(1662)冬,河冻可行车马。

清康熙十五年(1676)十一月,大雪,渭水坚可行车。

清康熙三十一年( 1692)三月十三日,大风雪,夏无麦,斗米六钱。

清乾隆三十六年(1771)二月二十七日及三月初七、十五等日,风猛霜降,麦谷均有冻损之处。

清道光十六年(1836),霜灾。

清道光三十年(1850)十月,雪深三尺,树枝多折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( 1899)七月二十日,后半夜天降黑霜,秋禾冻萎,收成无着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),冬春之交,大雪六次,积厚三尺许,气候极寒,人畜树木多冻死,渭水坚可行车,人迹稀少,无鸡鸣声。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)二月初六晚,降黑霜。

民国二十二年(1933)三月十三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连降黑霜,麦苗枯萎,夏歉收。

民国三十年(1941),四月上旬,黑霜迭降,狂风怒号。

民国三十一年(1942),骤降黑霜,伤及田禾。

民国三十六年(1947)入春以来,农田普遍遭及黑霜。

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,3、4月间,寒流。

1960年4月12日,降雪。

1962年4月18日晚,霜冻。霜后小麦叶片凋萎,犹如锅煮一般。

1976年4月24日,霜冻,最低气温1.1℃,地面最低温度为-0.4℃。

1979年4月12日,降雪,最低气温至0℃。

防冻抗冻 主要措施:点火驱寒。历史上,有人在霜冻来临时,于田间、地头点火防寒,但范围很小,收效甚微。新中国成立后,县政府组织干部、职工、学生、农民全力以赴,在霜冻来临之前,在田间、地头、路畔、渠边点燃麦草、禾杆,大面积提高低空气温,驱寒防冻。

加强管理,促苗复生。历史上,由于缺乏水利设施和足够的肥料,群众只能听之任之。新中国成立后,县政府组织群众在霜后追肥灌水,使农作物恢复生机,并加强后期管理。1962年霜冻,小麦叶片凋萎,犹如锅煮一般,由于霜后追肥灌水,并加强管理,小麦不仅没有减产,还获得丰收。

风灾

灾情 本县东北风最为盛行,其次是西南风。因风成灾多发生在春夏两季。

大风:县年平均风速2.2米/秒。年以6~7月,风速最大。雷雨过境之时,常伴有大风出现。大风必大雨,风雨交作,对正在生长的庄稼造成严重倒伏,以致严重减产。

北魏太和八年(公元484)四月,暴风。

唐开耀元年(公元681)七月,大风扬尘,晦暗不明。

康熙十三年(1674)二月,大风夹尘沙。

民国二十年(1931),夏初,暴风为虐,以致麦豆歉收。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),大风连次狂吹,摧残禾苗,且数月无雨。

民国二十二年(1933)五月,狂风。

民国三十年(1941)四月,狂风怒号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,全年出现大风16次,为历史之最,当年麦秋倒伏十分严重。

1985年5月25日,冰雹伴随8级大风,致使4万亩小麦平铺地面,3万亩小麦半倒伏。

1987年5月,狂风暴雨,大风刮倒树木1万余株,电杆860根,毁简易房棚205间,倒塌围墙22082米,倒伏小麦48225亩,半倒伏1396亩,麦粒脱落1100吨。

1988年,暴雨伴随9.3米/秒风力,刮倒电杆14根,吹坏大树6千余根,塌民房38间,倒围墙7千余米,10万亩玉米严重倒伏。

干热风:春末夏初,小麦进入灌浆蜡熟黄熟阶段,遇到高温、低湿、强风、干燥,土壤蒸发和作物水分蒸腾剧增,植物体内水分平衡遭到破坏,因而受害减产。

本县发生的干热风分为轻、重两种。轻: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2℃,相对湿度小于或等于30%,14时风速大于或等于2米/秒。重: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℃,相对湿度小于或等于30%,14时风速大于或等于3米/秒。4月上旬~6月上旬,平均每年出现三次(轻1,重2),最多年11次(轻9,重2)。干热风最早发生在4月上旬,5月下旬有所增加,6月上旬比较常见,几乎每年都有出现。阴雨降温之后,天气乍晴,升温加剧,吹较强的西北或偏北风,会造成小麦青枯乍芒。一般情况下,当地受干热风危害较重的田块,多是晚熟品种,迟播或管理不当造成贪青晚熟的小麦。

防风抗风 主要措施:植树造林,防风护田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重视四旁绿化工作,现已实现了平原绿化达标。

适时播种,加强管理。1960年以来,政府根据当地生产实践,动员群众及时利用高产适播期,增施农家肥,使小麦在5月下旬处于黄熟期。浇灌麦黄水,增大麦田湿度,以抗御干热风。

引进高产早熟品种。1970年以来,县政府重视引进推广高产早熟品种,以回避干热风危害时期。至1989年,正在推广的良种小麦有绵阳19(德国吨)、小偃6号、小偃107等。